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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房改呼声引高层关注 一法三规章有望出炉
(来源:华夏时报)全国两会期间,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加入到了推动“二次房改”的队伍中来。
“高房价的危害成了很多代表的共识,‘二次房改’也因此赢得了他们的支持。”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迟夙生再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现出相当的兴奋。
她告诉记者,给她留下最大印象的除了多年来致力于“二次房改”的辽宁退休干部李明,另外一个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南英。在她提出希望其参加“二次房改”联名议案后,南英非常认真地研究材料。
就二次房改建议书中提到“现在住房制度不得人心”,南英认真地指出,应该将“不得人心”改为“有失人心”。原因就是在上一轮住房改革中,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从中获得了利益,可谓“得人心”;只是更多的普通职工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福利,是谓“有失人心”。
南英表示,既然提出一个严肃的议案,就必须从各方面更加完善,有充足的理由让人信服。在认真研究并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后,南英在“二次房改”的联名议案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迟夙生对于其他代表的支持感到高兴,而让其不知疲倦地推动“二次房改”的是两会上不断传来“相同的声音”。
本报记者在采写《“二次房改”的幕后推手》一文时了解到,迟夙生、原山东省省长韩寓群,致公党中央常委、天津市侨联副主席朱天慧、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以及湖南省有色金属控股集团董事长何仁春等人大代表,都分别就“二次房改”提交了议案,农工党中央、民革中央和中央不约而同地递交了“二次房改”的提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
3月7日,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在回应中表示,《住房保障法》已经列入国务院今年的立法计划。而来自知情人士的消息表明,在尚未正式印发的住建部2010年工作计划中,《基本住房保障法》已经被列入其中。
而此前《住房保障法》已于2008年11月被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住建部住房保障司负责该法的起草工作,并于2008年底委托清华大学法学院和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分别起草该法的理论版和实践版建议稿,但主要还处于保密状态。“估计会在2013年前出台。”该法起草者之一、清华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洪亮前不久向记者曾作如此推测。
时间在提前。“今年出台的把握性不大,力争今年形成并和人大一同研究这个问题,上报国务院,明年出结果,解决大家反映的住房保障问题。”郜风涛公开表示。
据记者从两会最新了解到的是,与《基本住房保障法》一同被纳入住建部“工作计划”的,还包括《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指导意见》、《保障性住房建设标准》以及《住房保障工作考核办法》三个“部门规章”。
其中,《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指导意见》将主要用于规范“公共租赁房”的建设、供应与管理,而公共租赁房与面向低收入者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不同,主要用于解决新就业人口、城市(镇)新移民的住房问题。
涉及到地方政府责任的就是《住房保障工作考核办法》,是一种直接针对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任务完成方面的监督与约束机制。也就是说,城乡居民住房保障作为各级政府考核的重要标准,并对计划的制定、执行和考核情况承担法律责任。
迟夙生分析认为,一法三规章和“二次房改建议书”完全吻合。“看来‘二次房改’的理念已经引起上层关注。”
政协副主席:国企争当地王让民众不能接受
(来源:京华时报),在全国政协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指出收入分配不公到了切实需要解决的地步,其已成为经济持续良性发展的障碍。她批评政府在收入分配调整上宏观不作为,认为在垄断行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情况下,改革的勇气比政策更重要。
问题1国家收入分配体系很不健全
现在是国富民穷,劳动者的比例越来越小,国字头的越来越大。
张梅颖不客气地指出,解决收入分配,关键在政府,而国家收入分配体系很不健全,关键在宏观领域不作为,“我对这点意见很大。”
她认为,目前政府在微观层面的干预很多,但在宏观领域的一次分配中,就没有规定国家、企业、劳动者三者间的关系,“现在是国富民穷,劳动者的比例越来越小,国字头的越来越大。目前三者是三分天下,可是普通劳动者的人数有多少啊!”
问题2政府预算制度未明确民生支出
很多地方政府,一提民生就没钱,一说给教师涨工资,就说要扒他们的皮。
在二次分配方面,张梅颖批评现在各级政府的预算中,不用制度形式明确民生的支出。“很多地方政府,一提到民生就没钱,去年给义务教育涨工资,很多地方政府都喊,简直要扒他们的皮。为什么?因为当地公务员的工资比教师高出太多了。说民生就没钱,做形象工程就没有问题。”她批评道。
张梅颖建议,必须从宏观层面,将劳动者工资的具体增长比例纳入“十二五”规划。同时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限制地方政府卖地卖矿,从导向上鼓励他们发展实业的积极性。
问题 3 批评国字头企业争当“地王”
国企动不动以长子自居,我很反感,你要是长子你就要管家!
对于委员们反映的垄断行业收入比普通行业高出10到15倍的问题,张梅颖表示很气愤:“说了很长时间要解决垄断行业的问题,但是长期不落实,结果蛋糕在垄断行业越做越大。”她说,现在很多垄断行业的国字头企业,“动不动就以长子自居,我很反感,你要是长子你就要管家,你不能占尽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市场竞争优势,但又不担风险不管家里的穷人。”
张梅颖说,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宽松货币政策下,银行主要的贷款给了国字头企业。“钱多得流油,就去当地王,这是老百姓绝对不能接受的。看着地王是我们的国企,我都傻了。再别提长子了,广大中小企业吸纳了2.5亿的农民工,他们是共和国的什么子?”她反问道。
问题 4垄断行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农民工像候鸟一样没有声音,平时在城市白天黑夜地干活,只能到过年才回家。
张梅颖说,现在一方面垄断行业的话语权多,声音大,对政策的影响力大,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而另一方面,几亿的农民工却长期以来像候鸟一样没有声音,平时在城市白天黑夜地干活,只能到过年才能回家,享受家庭生活、夫妻生活,照顾老人孩子,“但有专门的单位保障他们的利益吗?看到这样的事实是非常痛苦的。”
张梅颖认为,收入分配的改革必须要看到四性: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尖锐性,“改革必定触及少数人群的利益,一定要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阻挠,在垄断行业势力做大的情况下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勇气比政策更重要。”